加息一次并非“世界末日”

当今，全球经济可谓处于一个“诡异的新常态”之中——资产泡沫膨胀导致各界对于美联储的一次加息都战战兢兢；迟迟没有推进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绑架”了全球央行；危机后的银行业监管大大强化，但影子银行的风险又此起彼伏；技术革命理应提升生产率，然而却事与愿违。面对这些问题，全球经济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针对这些问题，在10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年会期间，英国央行前副行长保罗路塔克（Paul Tucker）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而IMF也同期又一次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塔克曾在英国央行供职33年，也见证了五任英国央行行长的更替，以及英国金融稳定监管的变迁。

    谈到“后危机时代”的监管，塔克认为当前的“新英国模式”值得借鉴，而塔克正是该模式的设计者之一。一言以概之，“如果一方面让央行做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另一方面又不让央行发挥监管功能，这其实就是自找麻烦。”塔克称，在此思路之下，各国也应该找到符合本国国情的模式。

    就市场激辩的美联储加息时点，较为鹰派的塔克表示，“美国通胀非常接近目标，劳动力市场接近均衡，如果现在真的还需要零利率的话，那么市场一定是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emerGEncy），但我在和身边的人交流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状态。”在他看来，“即使加一次息后再降息也不是什么大事，世界末日不会因此就来了。”之所以市场神经如此紧绷，可能和美联储官员的沟通模式也有关。

    尽管各界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较为悲观，但塔克却坚称：“我们从来不会注定要失败（doomed），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注定会失败。”在他看来，最终政客们都会加以应对，加之例如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仍能够继续贡献增长率。

    眼下，各界的普遍共识是——如果要找到全球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技术突破可能是唯一的期望。然而，近年来看似大步跃进的技术创新并没有拯救经济僵局，生产率也未见提升。塔克也一针见血地表示，“就全要素生产率（TFP）而言，我们可能还没有获益。现在我们整天都坐在屏幕前，可以直接在线上完成工作，我们也已经不知道如何衡量多少时间是花在工作本身，还是私事上，如浏览Facebook，可见非工作（non-work）和工作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最后他也提醒称，下一个增长点终会到来，但各国更需关注的是财富分配，让更多人能够共享经济增长。在这方面，政府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在过去25年，西方社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尽管市场经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政府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例如财富分配，这与税收政策、分配政策、教育政策都息息相关。”

    加息一次并非世界末日

    第一财经日报：全球下行风险积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如何看待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前景？G20所强调的结构性改革如何推进？

    塔克：我对中国和美国经济较为乐观，但比较担心日本和欧元区。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都需要结构性改革，只是改革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因此民众应该给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使其加速推动结构性改革。

    日报：如今民粹主义抬头，外加在长期低增速的背景下，似乎不允许我们以牺牲增速来追求改革？

    塔克：美国需要公共部门投资，这也要很有技巧性的设计来提振信心。我认为美联储已经非常接近加息了，但我觉得这应该是激发信心的时刻，因为我们终于可以走出危机时期的非常规政策应对，如果能够激发信心，我们会看到投资复苏；中国的情况仍有所不同，中国面临信贷问题，拖延可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问题，但这一定是下下策。

    日报：根据你的观点判断，你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态度较为鹰派？

    塔克：我的确算是鹰派。通胀非常接近目标，劳动力市场接近均衡，如果现在真的还需要零利率的话，那么市场一定是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emergency），但我在和身边的人交流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状态。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加一次息在目前被认为是一件惊天大事，其实这并没有必要，因为一切目标都在慢慢实现。可能的原因就是，美联储在FOMC会议期间会进行各种讨论，而这些委员们会通过不同的会后演讲来探讨这些议题，而不是在FOMC前，这似乎是试图找到共识，我认为这类货币政策制定过程有些问题。其实即使加一次息后再降息也不是什么大事，世界末日不会因此就来了。

    日报：你怎么看待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和溢回效应？

    塔克：美联储这几年一定比过去更意识到这些效应的重要性。以前，美联储认为，“溢出效应可以发生在很多地方，我们不在乎，其他国家的概念非常大，比美国大多了，当然会有溢回效应，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印度、巴西、中国的动作也很谨慎，因为它们仍然担心美联储的影响。

    日报：穆罕默德路艾利安（Mohamed El-Erian）发布了新书——《唯一的模式：央行、不稳定，以及避免下一次崩盘》（The Only Game in Town: Central BAnks， Instability and Avoiding the Next Collapse）。他认为我们走到了“T字区（T juncture），如果不是出现系统性的崩溃，就是要找到新的路径。在你看来，他是不是太悲观了？

    塔克：我们从来不会注定要失败（doomed），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自己注定会失败。西方的民主政府是非常灵活的，时间可以证明这点，而中国政府也可以很果断作出决策。最终，政客们都会加以应对，尤其是到了危急关头，此外就是技术变革要求我们必须加以应对。同时，还有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它们仍能够保证高增速，扩大全球需求增长。印度、印尼、巴西、阿根廷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当然存在很多风险，但我们并不是走投无路。

    央行不可与监管职责分离

    日报：根据历史，几乎所有的危机都与美元升值、资本跨境流动有关。而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流动越发剧烈，因此新兴市场所面临的波动可能会比过去更加严重？

    塔克：我的主要担心是，可能会出现“改革疲劳”（reform fatigue）。同时，美国银行监管模式很好，但对于影子银行没有很很恰当的监管，也没有关注国家资产负债平衡表。此前前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曾提出过要禁止一定形势的跨境资金流动，我认为这太严厉了，但各国必须要确保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不会出现问题。几年前，我和一些学者给IMF提过一些政策建议，但需要把这些建议做实很重要。

    日报：危机以来，宏观审慎监管受到了空前关注。中国也在考虑“超级监管”，你有何建议？“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等是否适合中国？

    塔克：我是当前“英国模式”的设计者之一，坦白说我也很喜欢当前的模式，但每个国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具体模式。核心是，如果一方面让央行做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另一方面又不让央行发挥监管功能，这其实就是自找麻烦。其实，此前英国的监管模式就是——英国央行完全不负责监管，我认为这几乎是最糟糕的监管框架。

    具体而言，英国的旧模式要求各部门协调合作，而不是跨部门竞争。但我深知，合作其实非常困难，也让英国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我认为中国能够有这种讨论对中国其实很有益。

    （注：1997年英国分离的监管职能，实施混业监管，成立金融服务局（FSA）来统一监管金融业。但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北岩银行挤兑事件引发英国对分离央行监管权不利于金融稳定的反思。一是FSA作为微观审慎监管机构缺乏从宏观审慎角度预判风险的能力，未能关注到次贷危机后市场流动性整体紧张对北岩银行借短贷长经营模式的致命冲击。二是FSA和山岩银地之间信息沟通、协调行动不足，未能及时提供流动性支持，导致事件升级发酵。鉴于此，英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审慎监管职能回归央行，实行审慎监管“大一统”模式。一是撤销FSA，在内部设立审慎监管局（PRA），负责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审慎监管。二是设立独立于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对包括银、证、保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以及诸如债务催收等行业的行为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三是在内部新设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负责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日报：对于英国脱欧事件，随着“硬脱欧”的预期升温，你认为欧盟和英国谁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塔克：我认为其实长期来说，这对两者都不利，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在15-20年的时间内可能会不断削弱欧元，双方都有影响。就短期而言，因为脱欧谈判还有很多不确定性，谁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技术革命尚未提升TFP

    日报：技术革命正扑面而来，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等数字化趋势正在改变一切。谈到科技进步，其涉及到两大关键问题——一是统计问题，二则是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

    塔克：在我来看，我们可能低估了长期增长动能和质量，以及消费前景。就TFP而言，我们可能还没有获益。现在我们整天都坐在屏幕前，可以直接在线上完成工作，我们也已经不知道如何衡量多少时间是花在工作本身，还是私事上，如浏览Facebook，可见非工作（non-work）和工作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例如共享经济的涌现也是一个例子。随着时间的迁移，IT可以取代一些服务，但是不可能取代个性化的服务，很多人仍然会为其他人提供服务。

    日报：新科技会提升生产率，因此人类整体的福祉应该会提升，同时资源配置也会改善。然而，目前收入、财富的分配其实在恶化，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这其实也是《21世纪资本论》此前受到追捧的原因。

    塔克：对于财富分配，政府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在过去25年，西方社会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尽管市场经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政府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例如财富分配，这与税收政策、分配政策、教育政策都息息相关。如果一味地依赖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那么这对政府而言其实并不是“善意的忽略”（benign neglect），而是“恶意的忽略”（malign neglect）。当前，政客正集中精力想如何找到增长点，我们也会找到增长点，但重要的是，届时如何确保所有人都能分享增长的成果？随着中国不断崛起，这个问题也最终会困扰中国，因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内生性问题。

    （注：滴漏经济学是源于美国的经济术语，用于讽刺给富人减税可惠及穷人的主张，如里根经济学、供给面学派与自由市场。该主张认为政府对富人阶级减税与提供经济上的优待政策，将可改善经济整体，最终会使社会中的贫困阶层人民也得到生活上的改善。）

    日报：当我们在科技方面取得突破，生产率都会提升，但如今为何没看到这种提升？

    塔克：我不是经济史学家，但我担心历史性问题，很多问题都是由历史因素积累而形成的。过去发生的可能会影响当下，而我们可能对其一无所知。例如在宏观领域，货币政策效应永远存在时滞（lax），而技术革新对于宏观经济的渗透可能存在更大的时滞，且存在更多的变化。但我并不悲观，我认为政治失误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技术革命。(全球金属网 OMETAL.COM) (您想天天免费看到如此海量的金属资讯吗？1、点击此处将全球金属网设为您的上网首页 2、点击此处将全球金属网添加到您的收藏夹内。)